生活在大山、高原的人们，往往都有一副高亢嘹亮的好嗓子。他们多半都是在特殊的地理环境里所后天练就地势的空旷和高海拔，就是为他们天造地设的排练场和演习厅。

　　陕北姑娘王二妮早年在《星光大道》一出场，《山丹丹花开红艳艳》的民歌震惊四座，更别说其他陕北汉子“喊”和“吼”出的“信天游”。其他生活在大山、高原上的歌手如九寨沟的容中尔甲等，这些原生态歌唱家的后天“训练”，大体也是得益于山区空旷而又高峻的天然排练场和演习厅。

　　一副嘹亮高亢的嗓子，不单单是山民们平素进行语言交流、歌唱娱乐的最重要器官，甚至也是他们一种重要的生产“工具”，这一特殊而又美妙绝伦的“工具”，在山民的日常生产和生活中起着巨大的作用。在我国很多的深山老林中，人们世世代代至今，一直都沿袭着“喊山”的习惯和风俗。

　　“喊山”，就是山民与山的亲切对话，山民对山的友好呼唤。山民在山间和田野劳作时，自由地运用自己的嗓音，能使声带的发音功能发挥到极致，并以此得到大山的回声与应答这样自由倾诉、对话、交流的效果，远比那北京天坛回音壁前游人如织、声音嘈杂的环境要好得多，更加情景交融、也更加天人合一。

　　山民“喊山”最初的意图，无非是为了吓唬在山中四处奔突的野兽，也借此驱散赶山人一路攀登的寂寞和孤独。后来人们在生产实践中还发现，与“喊山”的道理如出一辙，整齐的劳动号子不但可以激发、调动个体的能量，还可将众人的全部力量都充分凝聚起来，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

　　武夷山有“喊山”祭茶神的习俗。源于武夷山民间祭茶神、山神，元代武夷山皇家御茶园将之演绎为开山仪式，在每年惊蛰之际，当地和御茶园的官员、场工，登临“喊山台”，供祭茶神，宣读祭文，后率众人高喊“茶发芽！茶发芽！”表示对茶的敬意，祝茶叶丰收，茶事顺利。

　　我国东北等林区早年有“喊山”的传统。采伐工人每逢要伐倒一棵大树，都要“喊山”。根据大树生长的态势确定大树倒下的方向，发出“顺山倒”、“横山倒”，或者“仰山倒”的呼唤，对同伴和可能路过的旁人加以明确禁示。传统的“喊山”，也是巡查山林的安全员提示警醒我们注意防火的呼叫声。

　　“喊山”，如今还成为城市“减压”一族的一种消遣和运动，以此发泄和释放内心的压力，被人们自然而然地发展成为了一种特殊的具有健身、娱乐功能与特征的文化登山发出的兴奋而高声的呼喊，是一种最佳的、绿色的、值得提倡的有氧运动。

　　2010年10月13日，世界自然基金会（WWF）发布了《地球生命力报告》。调查分析指出，热带物种的种群数量正在急剧下降，人类对自然资源的需求已经超出了地球生态承载力的50%。该报告数据显示，自1970年以来，地球生命力指数下降了30%，这表明人类生存和发展所依赖的生态系统基础物种的健康程度下降了30%。

　　“地球病了！”世界自然基金会副首席代表李琳博士表示，“这个报告是在为生病的地球把脉，找出病症。”

　　大山是真诚的、巍峨的、的；我们人类的情感也应该是坦诚的，高尚的，似乎也应该是可以对朋友赤裸地相向的。在“喊山”的过程中，我们会和大山掏心掏肺地对话，但这样的对话即便可以是情人耳鬓厮磨一般的窃窃私语，也可以是兄弟敦促警告一般声嘶力竭地喊，但却不能欲说还休，“犹抱琵琶半遮面”。

　　“喊山”，无论是顺山、横山、还是仰山，山，都应该是不倒；地，都应该是不陷。

　　人，在不断地对山呼唤和喊叫，山，在从容地对人回声和应答，这一呼与一喊，不但驱赶走山林间层层叠叠笼罩的孤独与寂寞，也抚慰人们旅程长途跋涉疲惫不堪的身心；这一应与一答，也足以唤醒山林间带着露珠的清新早晨，或许，还能让睡眼惺忪而迷离的城市中的人们觉醒和顿悟呢！

　　甘肃舟曲特大泥石流灾害之后，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环境监测院专家发出警告：“截至2009年全国共发现地质灾害隐患点20万处，威胁数千万人民群众的生命和1200多亿元财产安全，其中特大型和大型地质灾害隐患点1.6万处，威胁人口700万，威胁财产安全840亿。”也就是说我国至少还有1.6万个与舟曲类似的地质灾害隐患点。

　　“这个地质灾害的大账单实在令人震惊。”原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顾问石山先生对《科学时报》记者说：我们的生存环境到底怎么了？为什么“千年不遇”的大灾都赶在一起接二连三地出现？

　　石山先生分析：建立新中国的60年来，是我国山区被砍了的“五刀”，使我国的山区生态环境遭到了严重破坏。其中，第一刀是毁林开荒；第二刀是超量砍伐木材；第三刀是大量修建水库；第四刀是不顾环境后果的开矿；第五刀是大树进城。

　　“这第五刀是大树进城的说法，其实并不是我先提出来。”石山先生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实事求是，“这第五刀，是安徽省休宁县县委书记提出的。2007年我到休宁县调研，和县里干部聊起山区建设，我讲了上面的四刀，县委书记当即补充：我再加上一条：大树进城是第五刀。他的这一刀加得很好，虽然它对山区生态的伤害程度，大树进城这一刀可能不及前面我已经提到的四刀，但他这一刀的说法却足以使人们看到，城市太不把山区当回事了，完全不懂山区的分量。我们不应忘记，许多城市的水源地都在山区，饮水为啥不思源呢？！”

　　谈到为何必须重新认识山区时，石山先生说到其中的两个重要原因：其一，山区是中华民族的生存保障；其二，山区是个极其复杂的大系统。

　　新中国成立60年来，因为各级领导的认识不到位，接连不断对山区砍下的狠狠5刀，导致我国许多山区已经千疮百孔，国家级和省级贫困县80%在山区，约占山区县的一半，这些县百姓穷、财政穷、环境穷，患了贫困综合征。石山先生说：一旦广袤山区的自然状况遭受到破坏，就必然注定会毁坏我国的生态系统，今年全国从南到北的大旱大涝就是这60年破坏山区的恶果。

　　“西南是我国水资源丰富的地区，原来的生态环境也很好，今年西南却旱到令全世界震惊，为什么？”石山先生设问后说：其他的原因姑且不讲，我们一起看看航拍图片，西南部那里一片红土，山都光秃秃的，别说是树，草都少见，哪有水？自己的山穷了，没有水了，上游呢？专家说，今年上游流下来的水量比平时少了25%～30%，因为冰川后退、草场退化、湿地和湖泊的消失。源头和冰川之间成了荒漠，上面有点雪融化水下来，一到荒漠里就蒸发了，三江源头草原荒漠化，水少了。专家断言：今年西南旱灾的关键就在于对西藏生态环境的破坏！”

　　石山先生说：“山穷”的结果导致“水尽”，“水尽”的结果我们敢想吗？保命的“中华水塔”水量锐减、全国的地表水80%被污染、我们的工业和生活用水是在靠地下水维持，全国已形成地下漏斗区100多个，面积达20万平方公里，浅层水不够用，已经用到深层地下水，那些水可能几百年都补不回去之后我们还有水用吗？！

　　古代有句成语叫做“山穷水尽”，真是精妙之至的逻辑推理，不仅说明我们老祖宗早就看破了红尘，参透了禅机，也全部符合自然辩证法的规律：“山穷”必然就会影响“水尽”，导致“水尽”；而“水尽”的恶果，又必然会影响到“山穷”，导致“山穷”。如此的周而复始的恶性循环，“山穷水尽”的残局将如何收拾？！当我们毁掉了占国土面积70%的山区，就必须直接承受水资源枯竭的噩运，惨遭旱涝灾害连续不断的生态浩劫！

　　石山先生说：“过去60年亏待山区、错待山区，正是因我们头脑发昏，没有山区是中华民族的生存保障清醒的认识。”

　　石山先生正色道：希望这份令人震惊的地质灾害大账单、2010年这些“千年不遇”的大旱、大涝、大洪水、泥石流、崩坝、地陷能够使更多的人们，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惊醒，下大决心建设我们的山区，挽狂澜于将倒！

　　2010年9月18日早上，本报记者一边吃饭，一边看中央电视台的新闻频道，一条重要新闻吸引了本报记者的注意力：《北川：擂禹路再次中断12乡镇成为孤岛》。

　　记者差点以为是中央电视台重报（误报）的新闻这样重报（误报）的新闻，在我国的一些媒体上不是没发生过由于编辑工作不慎而发生的错误，无形中时光倒流，将去年甚至前年的新闻作为今年、甚至今月、今天的新闻重新拿出来加以刊登。

　　但记者分明听到：连日来突降暴雨导致的泥石流，截止的时间是2010年的9月17日。

　　“北川”、“擂禹路中断”、“12个乡镇成为孤岛”的三个关键词，无论在2008年汶川遭受大地震重创之后的几个月，还是在2009年的雨季里，包括今年，我们已听到的实在是太多太多了！因为只要有连降暴雨发生，就难免会带来山区（山地）的泥石流、带来滑坡，而“泥石流”、“滑坡”这两个关键词，又始终如影随形、甚至是“永远”如鬼魂附体一般似的，是和山区（山地）联系在一起的！北川，就恰恰处在这样的山区（山地），而且是山势陡峭险恶、自然灾害频频发生、交通十分不便的山区（山地）！

　　中科院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副所长韦方强是泥石流研究的专家，他在接受本报记者正常采访时说：我国发生的与山区相关的自然灾害，主要是泥石流、滑坡、山洪、雪崩、堰塞湖的溃决等，这是快速发生的自然灾害。还有一些缓慢发生的自然灾害，比如水土流失等。

　　无论是滑坡还是泥石流，常伴随着山洪的发生而发生，易形成灾害链。在我国所有的山区，几乎都会有滑坡和泥石流的发生。韦方强说：泥石流主要分布在我国的中高山区，但在低山区甚至丘陵区也有分布。如果发生雪崩，低纬度的一般发生在高山区，高纬度地区可发生在中低山区。堰塞湖则一般发生在深切割的峡谷区。

　　我国地貌呈阶梯状分布，在每个阶梯的过渡带，都是山地灾害分布集中的地方，因为过渡带地质构造活跃，地形梯度大。韦方强说：“闽浙山地由几组平行于海岸线的山脉构成，以中山和低山为主，也存在山地灾害，虽然山地灾害的频率和规模不大，但由于这一地带经济发达，山地灾害造成的损失却可能很大。

　　韦方强曾在东川泥石流观测研究站工作多年，该站位于我国昆明著名的蒋家沟。韦方强介绍说：东川的小江是金沙江的支流，全长138.2公里。两岸山坡陡峭，相对高差1000米～3000米。由于江两岸岩层结构松散，加上河谷两岸植被稀疏，深切割的沟谷十分发育，因而这里极容易形成规模巨大的泥石流。沿江两岸大小分布着泥石流沟170多条，这样的分布在世界上也属高度密集。其中蒋家沟的泥石流发生频率最高，每年平均发生15场。我们观测到的最多的是一年发生28场，并且集中在雨季的3个月里，平均约3天一场。所以老一辈科学家选择这里做泥石流的观测研究站点。

　　西藏自治区地质环境与灾害防治科学研究所所长多吉，是在藏区多年从事地理与地质科研工作中成长起来的第一位藏族院士，他在接受记者正常采访时说：西藏以及我们国家的国民经济建设的可持续发展，要与我国的山地特征结合起来开展长期的研究。我国现正在开展的国土开发与发展规划，如何拟定其发展的策略思路，还缺乏基础的资源调查研究和深刻认识，这样开发与发展就会比较盲目，规划起来也没有科学依据。加强山地方面的基础研究，现在有关高层决策者开始在关注，但是未达到很重视的程度。

　　多吉院士说：中科院成都山地所侧重开展泥石流、滑坡等自然灾害研究，虽然已有所成效，但在我国绝大多数西部地区，如何将山地科学与经济发展结合，大多还没有摸索到门道，停留在一些粗放型的管理和发展方式上，还没有真正把山地科学的作用发挥起来。

　　古语说：“庆父不死，鲁难未已”，大而言之，鉴于我国山地（山区）的独特与复杂性，江河若未能有效治理，森林植被若未能有效恢复，山区生态若未能有效保护，发生泥石流等山区自然灾害的情况，恐怕也就在所难免。前年的北川如是，今年的北川、舟曲亦如是。我们一定要防患于未然，坚决采取各种有效的政策和措施，将泥石流等各种山区自然灾害造成的损失降低到最小程度。最为要紧的是：泥石流或可以横冲直撞，肆虐一时地“流”，但我们各级政府、领导干部的防范意识却不能“随波逐流”。

　　我国西南地区是喀斯特发育的地区，和半的碳酸盐岩山地连片出现。主要分布在贵、桂、云、川、渝、藏等地区，该区域与黄土高原干旱区域遥相对应，构成了中国一南一北最为贫困的两片区域。

　　刘东生院士潜心钻研黄土60年，2003年获得了我国最高科技奖，他早在1988年就曾说过：中国区域性的环境地学问题，北有黄土高原，南有喀斯特，这里的山地问题都比较复杂。

　　广西环江县是我国唯一的毛南族自治县，全县土地面积4572平方公里，人口40多万，其中，毛南、壮、瑶、苗、么佬等少数民族31.3万人。该县长期以来交通闭塞、文化落后，虽有丰富的资源却未能开发利用，社会经济发展缓慢，是全国有名的贫困县。

　　中科院亚热带农业生态研究所所长王克林回眸历史，对本报记者介绍说：桂西北喀斯特地区石山面积比重大，水土资源短缺，旱涝灾害不平衡，而资源缺乏、环境脆弱的大石山区的人口密度，远高于土地资源相对丰富的土山丘陵区，1995年以前竟有50万的农民群众，生活在人均耕地还不足0.3亩的大石山区。但在土山丘陵区却有大量荒地资源未得到开发利用。从1995年开始，国务院和广西壮族自治区区政府实施“异地扶贫开发”工程，将失去基本生存条件的大石山区特困农民，迁移到土地资源较为丰富的土山丘陵区，进行异地开发建设，使他们脱贫致富。

　　一份研究资料表明：生态移民在减轻大石山区人口压力的同时，无疑也会增加迁入地人口压力。桂西北部地区以红壤荒丘为主的土地资源虽然较为丰富，但也存在坡度较陡、地形破碎等坏因。印尼、巴西、埃塞俄比亚等国家，在过去进行的生态移民中，曾普遍出现把环境灾害与贫困都转移到新迁入区的现象。

　　为实现生态移民区域的可持续发展，中科院亚热带农业生态所协同广西科技厅、广西扶贫办，根据环江县中部红壤荒山丘陵土地资源丰富的优势，选择在环江县城北3公里处的肯福，从1995年开始，在这里建立异地移民的科技扶贫开发示范区，示范区土地面积3700亩。通过研究移民环境容量，编制综合开发建设规划，重点进行技术产业培植与强化的关键技术攻关、配套技术集成。同时还探索并推行异地扶贫开发新的农村经营管理与农业持续发展运行机制，为喀斯特地区提供了异地扶贫开发示范样板与技术辐射源。

　　1997年10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移民专家Robyn Iredale 博士考察该示范区，她认为：发展中国家移民在迁入区域因为破坏环境，从而再度陷入贫困的问题非常普遍，环江示范项目能在极短的时间内取得这么大的成就，简直就是一个奇迹，为其他发展中国家环境移民提供了宝贵的创新经验。

　　环江县也是我国西南最大的生态移民安置县。环江县县长蒋向明对记者介绍：“环江是国家扶贫工作重点县。环江人民在自身尚需扶贫的情况下，十几年来，用博大的胸怀，接纳了都安、大化、东兰等县的6万移民，为生态移民作出了巨大牺牲和贡献；靠科学技术创造出了青山常绿的奇迹！”

　　蒋向明并不完全顺心遂意。他在接受本报记者正常采访时，道出对环江县现状的一些忧虑：我们目前还是国家级贫困县，大石山区农民百姓的生活仍然还比较艰难。全县人均收入3080元左右，低于广西人均收入，更低于全国人均水平。国家若要对咱们进行生态补偿，政策该怎么落实和兑现？而我们采取异地安置搬迁的移民，目前的收入已超越全县的人均收入，人均超过5000元，“因为搬迁出来后他们的交通方便，拥有土地面积也多，不断的变换种植品种，如种植甘蔗、中药材、水果，种桑养蚕、饲养牛猪等。劳务输出政府主要负责培训和引导，现在他们凭个人意愿去外面打工，政府不再大规模地组织了”。

　　“贫困地区最需要国家在产业政策上给予大力扶持。原来扶贫的模式是输血式，输血肯定也需要，但我们真正要解决的，是要形成贫穷的地方自身的造血功能。”蒋向明县长直言不讳，“现在全国的产业政策若一刀切，我们落后地区永远赶不上发达地区不说，而且贫富差距还会慢慢的大。”

　　“中国的山地多种多样，在山地上修建的公路也多姿多彩。公路有的向上伸展，也有的向下伸展。”采访中国国家地理杂志社长李栓科，他对本报记者说，“比如黄土高原，路往往都修到了高原的上头，而梯田则往往在高原的下头。”

　　李栓科介绍说：怎么让读者理解并领略中国的山地呢？我们用“路”的视角看，为此曾专门策划出版了一期专号，叫做《奇路中国》。

　　在《奇路中国》中，青藏之路周边是天险，核心地带则是坦途。横断山区则是万山不许一路通：“可能世界上最为险峻的路都集中在这里。弯路多，盘山路多，灾害更多：滑坡、泥石流、塌方、洪水、地震、雪崩”大渡河畔手掌般的公路让人瞠目结舌：“一段辟山修筑于峡谷陡坡上的公路，仿佛就挂在山体岩壁上。尤为令人叫绝的是，这段公路活脱脱是一只伸出来的大手的形状，手臂浑圆，指尖如削。”

　　有张川藏线的海拔高度变化图，是每隔一公里采集一个海拔高度值绘制出来。这张图生动再现了这条路海拔变化之剧烈，从海拔512 米的成都到海拔3650 米的，2000 多公里的距离内，地形的起伏变化有如心电图一样。

　　从西藏的波密去墨脱，要翻越的一座海拔4000多米的嘎隆拉雪山。李栓科对本报记者说：过去一直说墨脱是中国唯一不通公路的县城，其实这是一种舆论的误导，实际上墨脱早已通了公路，我本人乘坐的越野车就曾通过那里的公路到过墨脱，“只不过这里险峻崎岖的公路很危险难走，特别是大宗物资的运输要分成两段，接力赛般地进行。而在每年5月至11月，墨脱一带刚好进入了雨季，一处处的路被山洪冲毁，或者被泥石流、塌方掩埋。这时节墨脱的路是北通南不通”。

　　《中国国家地理杂志》总编辑单之蔷说：“我外出除非赶路，要不总是要躲开高速公路，把车开向低等级的路，路的等级越低，沿途的收获就越大。”“今天高速路慢慢的变多，我担心那些之字形的盘山路，将要成为古董消失了。”

　　单之蔷这番话，作为职业旅行家而言合适，若对祖辈生活在山区的农民群众而言，还是希望高速公路能尽早修到自家的门口，让他们或早日能便捷地走出大山，去城里上学、打工，谋取新的生活；或早日能将自己的农副产品送到城市，以换取必要的银两和生活的必需品，而不要饱受“粮贱”和“果贱”的忧伤。那“之”字形的盘山公路若有朝一日成为古董消失，也就自然不足惜。

　　本报记者不久前在黔西南采访，领略过回昆明的高速公路便捷无比。这里隧道一个紧接一个，一个隧道比一个隧道长，汽车不一会儿就要重新钻进隧道里，以至白天行驶的汽车因为老是要开顶灯，司机干脆就让顶灯一直亮着。

　　而记者早在1986年夏天进行的两次采访，足以看出平原与山区、东南沿海与西部边疆公路交通的极大反差。

　　记者选择“中国海岸带”的话题采访，在广（州）汕（头）上，即便是半夜里行车，广汕公路线上也是车水马龙，汽车红色的尾灯亮成一片，俨然如市区的不夜之城。但经过回北京一星期的休整，记者马上奔赴新疆采访我国实验基地，从乌鲁木齐前往马兰基，在崎岖的沙石公路上，汽车翻山越岭跑了两天，除了颠簸和寂寞，且不说碰到别的车辆和路人的兴奋，若能看到一两只小鸟飞翔过头顶，都会感到无比的新鲜和有趣。因为这两次采访的时间间隔很短，而刚好又是从最繁华的改革开放前沿，到了最荒凉的西部戈壁腹地，所以，这两处交通的便捷与闭塞、顺畅与崎岖，天壤之别的反差，给记者留下刻骨铭心的记忆。

　　2000年一次在新疆的采访，同样给记者留下终身难忘的印象：在沙漠里驱车几天之后，记者一行看到荒凉的沙石路边上有位卖哈密瓜的老汉，便停车小歇片刻并与老汉搭话。这位尔族的老汉很淳朴，知道记者一行从北京来，真诚而亲切地说：“你们啥时会回北京？请代我向问个好啊！”从老汉黝黑而岁月沧桑的脸上，记者显而易见，他大概这辈子就没有走出过他所居住的山村，更谈不上走出过幅员辽阔的新疆，他以为北京就像他所在的山村一样大，记者在北京随时随处都能见到，就像他山村里生活了一辈子的乡亲那样，可以“抬头不见低头见”。

　　首都师范大学常务副校长、俄罗斯科学院的外籍院士宫辉力在接受本报记者正常采访时说：我们要关心并注重山区农民和外界的联系，因为无论是山区农民的生产活动还是生活方式，都不可能被限制在一个极为狭小的区域、几乎与世隔绝的环境里，更多的农民需要从大山里走出来。他们如何从大山里走出来是一个重大的问题，走出来也有多种的方法方式，“发展山区的公路交通，让山民们方便地从深山老林里走出来，这就从另一方面代表着他们能面临新的世界，有新的生存发展的机会，能共享人类的成果”。

　　“古来名山僧占多”，在那些或道教或佛教或儒教的名山之中，那些无论是遵循傍山依水、崇山敬水的建筑原则，还是那些尊崇自然、师法自然的建筑格局，都让我们感受到古代圣哲高远的思想境界。

　　道、佛、儒山居的一砖一瓦、一梁一柱，一堂一室，无论从局部还是到整体，从微观还是到宏观，并不力图去显示人类本来不应该有的“心机”，也不是非要靠开挖和斧凿，去取得“巧夺天工”的所谓美名，而往往是依靠那些自然的山体与山势，凭借自然的坡度与高度，尽量削弱、淡化人工开挖和斧凿的痕迹，使得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能与建筑融为一体，无论是山，是水，都能与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和睦共处，山的壮丽、水的柔美，建筑的秀雅，真正达到了既友善又和谐地交相辉映。

　　“各类土木工程，是地质、气象灾害的主要载体。大量人员受伤或死亡、财产损失常常不是地震、泥石流、滑坡等造成的，而是不合理的土木工程建筑所为。”做客世博会“相约名人堂与院士一起看世博”，中国工程院院士、地震与防灾工程专家谢礼立语出惊人，揪出了各种灾害背后的真凶那些不合格的土木工程。

　　据相关新闻媒体报道，只要设计合理、施工得当，山区一栋很普通的草房子或者砖木房子，也可以抵抗烈度为11的大地震。相反，土木防灾不到位，即使是钢筋混凝土，也会成为“楼歪歪”甚至“楼倒倒”。谢礼立院士说，目前，科学家已经掌握了设计建筑“不倒房屋”的各种土木工程技术。有了这样的“不倒房屋”，即使地震等山区灾害来临，也可能避免家毁人亡的惨剧。

　　首都师范大学教授宫辉力接受本报记者正常采访说：在2009年围绕山区问题举行的一次香山科学会议上，我提出了建设山地住宅的一些观点：山地住宅就是生态住宅，在国外属于新兴的住宅方式。我国需要在这方面加强基础设施的投入。山地住宅的建设在发达城市如重庆、昆明等地都解决得很好。如果我国能把城市的一些基础设施延伸到山地住宅，像水、电、气、交通，就能在某一些程度上缓解目前城市的巨大压力，也可改变我国城市规划中不断“摊大饼”的趋势。

　　国家林业局山区处处长陆诗雷博士是位曾留学瑞典的学者，他接受本报记者正常采访时说：中国的国情和山情，我认为更适合“田园散居”。如2008年汶川大地震造成的次生灾害，究竟是什么原因所致？因为山区人口过度集中，一些山区甚至建的是高楼、危楼。在汶川这个地震断裂带地方，非常不适合人口过度集中，也非常不适合建高楼。泥石流发生而导致的惨剧，其中有个很重要的直接原因，就是在山体的陡坡处建立不合适的集中住房，平常若是不下大雨一般也就相安无事，一旦连续下起大雨，因泥石流发生而导致惨剧的三个要素就基本都具备了。

　　在现阶段，我国只是片面注意城市的建设与发展，从而某一些程度上忽略了山区的稳定与和谐这本来就应该是我们高度关注、努力解决的肯定会发生严重问题，在我国粮食只有少数保证的情况下尤其是如此。陆诗雷说：城市的周边一般都是肥沃的农地，哪怕在山区县城的周边也都是好土地，如果新建高楼大厦把这些好土地都侵占了，怎么能保证粮食的供给？如果提倡百姓自由散居、田园散居就相对好办。

　　在山区百姓成片集中的地方，既要有利于居住，又要有利于生产。陆诗雷说：要用田园散居的自给自足，满足百姓的生活和生产需求，高科技日新月异的发展，恰恰也能满足田园散居的百姓的这种信息和通讯需求。原来山区交通不畅、信息蔽塞，文化落后，不是因为更多别的原因，人与人之间最大的差别之一就在于对信息的占有，就是信息的实用性和有用性。今天，无论是手机还是互联网，信息和通讯都已经很发达。过去山区不架上高压电线就没有办法解决照明，现在靠风力发电、生物质发电等就能解决生计。

　　山区的居民很有智慧，陆诗雷说：比如在西藏，那里的许多藏式建筑都像炮楼一样，就是很好的防震建筑、生态建筑，从建筑物里还能看到山景和石头，没有破坏山的原貌当然，高原和山区在封建社会落后的生产力，也不足以能把整座山炸掉或炸平人家还要看山上的风景和风水，这的确是很有文化意蕴的事情。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让我们现代人也来到陶渊明式的山居，在那里即便是没有田园牧歌，也可以抒写心旷神怡、我们回归自然的诗作与“笔记”。

　　网络上有篇文章说：今天，为了改变首都变“首堵”的塞车状况，北京人也应该与时俱进，从拥挤的城市里疏散一些人到山上居住；利用好70%以上的山区面积，是未来北京建设的重要任务。

　　据统计，16808平方公里的北京市，其中山区面积占全市土地面积的70%以上，竟然不低于全国山区面积占国土面积69%的数字！乍一听到这个巨大的数字，委实让已在北京工作了近30年的本报记者吃惊不已。

　　而据《新京报》2010年6月15日报道，北京仍有万余农民居住深山，2012年全部搬迁。其中，在平谷最北、最偏僻的山村张家台村，全村百姓生活面临“五难”，正等待着搬迁下山。和张家台村一样，到2010年10月底，北京市有6000多山区农民出山搬新家。目前，北京市共有5万山区农民已走出大山，221个村将在北京地图上消失或移位。

　　中国地质科学院副院长董树文对大别山的研究成果有目共睹，他接受本报记者正常采访时说：大别山从它在历史上形成之日起，就始终是与碰撞、战争和贫穷相伴。碰撞结束了、战争熄火了，可贫穷依然延续，大别山老百姓还是生活在我国中东部的谷底。

　　董树文研究员究其自然原因，说：首先，是大别山的矿产资源先天匮乏，大别山是一个“干”的地体，天生没有“油水”。由于大别山是板块碰撞带，山体80%是下地壳和超高压岩石组成，在地质上属于没有水分的干岩石，所以大山腹地就没有因流体而富集的矿产，大别山所发现的矿产都出现在大别山南北两侧的边远地区。

　　其二，人力资源后天匮乏，大别山近代的“战争”从未休停，劳动力资源付出太大，文化落后，扫盲任务艰巨，科学知识更是短板。其三，扶植政策乏力，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扶贫工作就从未停止过，但这里仍然是最贫穷的山区，中东部的“锅底”，直接反映出政策的失效和不力。

　　多吉院士对本报记者指出：现在西藏大部分的农业都在河谷地区，用一句可能人们不太中听的话说，那只能算是河谷农业，在很小的河川、河谷平原上，利用一些比较稀缺的山地资源，建立起来的传统农业生产。

　　西藏山区的面积虽然很大，但可利用的面积却比较少。多吉院士说：西藏地区大部分山高坡陡，自然条件好一点的山地里有些植被和草木，可以适当发展一些畜牧业，但在大部分的山地里，绝大多数都是什么植物都不生长，这样的山地环境比较严峻，极不易于人类在这里的繁衍生存及发展。所以西藏靠自然界这样的山地特征、靠河谷地区发展一些农业，基本上是比较传统和原始的做法。

　　多吉院士强调：“以前我们是靠感性的认识发展山地科学，现在要求我们更多地靠理性的认识，进行社会的、经济的、人文的全面综合与交叉，来应对新世纪、新形势、新局面带来的各种挑战。尤其是现在应对全球气候变暖，所有从事山地研究的科学家，都必须对国家和人民交出令人满意和信服的答卷。”

　　“目前青藏高原冰川融化的速度在不断加快，长江和黄河中下游的水量在减少，青藏高原的极端气候、异常气候也显而易见。”多吉院士对记者说：特别是青藏高原随着全球气候的变暖而变暖以后，冰川、积雪、冻土的融化，已经产生了一些与国计民生相关的问题，特别是对草原退化、沙漠化的这些迹象在不断加剧。

　　“青藏高原是我国生态安全的屏障，没有了它的长治久安，就如同新疆戈壁上的塔里木盆地和柴达木盆地，会失去很好的安全屏障作用，对长江和黄河中下游的影响很大，会导致长江和黄河的水量减少，粮食减产，甚至连东南亚一些国家和地区的粮食都会由此减产。”多吉院士最后对记者总结说，“如果青藏高原到处都是光秃秃的大山，这里的大风吹到四川的盆地，就会跟塔里木盆地和柴达木盆地一样，失去屏障所应有的遮挡与防御功能。所以，我们对青藏高原的生态安全不能掉以轻心，一定要立即着手加强有力的保护，否则就悔之晚矣！”

　　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今年编辑出版了一本书，书名《跨越考研这道坎就这样考进中国科学院》，看到这本书，本报记者情不自禁地想：对中国绝大多数的山区孩子而言，要跨越考研这道坎，恐怕首先得“溜索”跨越“怒江大峡谷”，首先得翻越峰峦叠障的高高的秦岭才行如若中小学都没有地方上，何以能考得上远在大山那边城市里的大学？更别说考上中科院的研究生了！

　　书中一篇文章吸引了记者的注意力：《抉择我的考研历程》，副标题是《谨以此文献给我挚爱的双亲》。文章写到：“自己求学的每一阶段无不让父母操碎了心。小学时，母亲每天早上６点钟准时叫我起床，无论刮风下雨都把我送到村子那一头的学校早自习，每当临近期末考试时还要每天为我煮一个鸡蛋增加营养。初中时，晚上自习回去稍微晚一点，父亲就会到学校来接我。高中时，父母要用自行车载上百十斤的粮食，到离家十几里远的学校给我换粮票。大学时，每次假期结束返校，母亲总是尽可能地多给我几块钱，我知道这是母亲称盐买油的钱啊！”

　　记者不由为之动容。经过一些周折打听知道，张洪波2009年从中科院武汉病毒研究所博士毕业，现已留在研究所工作。

　　张洪波在接受本报记者正常采访时说：“家乡河南焦作博爱县阳庙镇，我中小学的同学家庭贫困，很多在完成九年义务教育后，就选择了外出打工挣钱贴补家用。一些同学坚持读书，考取了师范、卫校、技校等，学得一技之长后服务社会。如果师范毕业回农村当教师，这对我的同龄人来说是非常好的出路，但师范的录取分数线非常高，能考上的凤毛麟角。”

　　“有些同学家里穷，无论路有多远，都用家里带来的粮食换学校食堂的饭票，有的家长为了省钱，要扛着几十斤的粮食，搭山里出来的运煤车到学校为自己的孩子换饭票，晚上还要搭进山的顺路车回去。山路本就不好走，搭这种货车或运煤的车又要冒多大的风险呢？空车还好，要是装满了煤的车，他们就要蹲在堆得高高的煤堆上，一路颠簸，一路提心吊胆。很多时候，山区的同学，周末节假日回家也是坐这种运煤的车。那一年因为大旱，山区的小麦还没有成熟就旱死在田里，农民只能将这些小麦收割回家，打下的小麦籽是青色的和秕的，一位同学的母亲扛着这样的小麦，艰难地从山里赶出来到学校食堂为孩子换饭票，学校食堂的管理员看到这样的小麦没办法收购，把这位母亲急得都哭了。”

　　博爱县不是我国最为典型的山区县，也不是最为贫困的县，所以，张洪波少年时代同学的求学之路，在我国也不是最具有典型性、最为艰难。最近，网络上有组《中国最艰苦与最奢华学校对比》照片，通过照片看贵州等山区中小学生求学之路的艰难，与东南沿海平原中小学生上学的“贵族化”比较，既让人心酸，也让人警醒。

　　但博爱县山区的基础教育状况，却在我国具有一定的普遍性。中科院成都山地研究所陈国阶研究员对本报记者说：由于广大山区受地理环境、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以及交通闭塞等因素的影响，山区教育发展基础相对平原地区而言，极其薄弱，表现出了广大山区，尤其是西部山区教育贫困的问题很突出。而教育贫困往往与经济贫困具有紧密的亲缘关系，教育的落后与经济贫困交织在了一起，增添了广大山区教育脱贫任务的艰巨性。

　　陈国阶以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为例：凉山州山地占全州总面积的80%，平均海拔高度2500米~3000米，居住的分散性对其绝大多数儿童而言，上学的路很遥远，最近的路需1小时之后，最远的要5~6小时。导致了彝族边远山区儿童入学率低，入学年龄偏大的结果。在如此艰苦的环境下，山区的教师奇缺，仅有的一些教师的文化程度很低，这种教育水平对教育质量的提高是可想而知。另一方面，千百年来彝族群众居住在封闭、半封闭的高寒山区和“二半山”通常海拔为1800米左右的丘陵山区，对外部世界了解甚少，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封闭生活。

　　而且，不少山区居民推崇“女子无才便是德”，这种观念本来就根深蒂固，随着新的“读书无用”的泛起和抬头，更让一些山区的女孩从小就失学、辍学，这种僵化和陈腐的观念若一时难以扭转，无疑会使山区已经十分落后的教育雪上加霜。

　　福建省有个仙游县。福建省委原副书记何少川最近发表《仙游“仙游”》的散文，称：“占全县总面积一半的仙游北部山区，乃一方生机盎然、满目青翠的处女地。”“我流连忘返，由衷赞叹：仙游，不愧是仙人们曾经结庐隐居，并四处游览的胜地！”

　　我国山区自然系统独立性和唯一性，ECO复杂性和脆弱性，决定了我国山区生态旅游发展的战略趋向。自然保护区良好的生态环境及珍贵的旅游资源，让慢慢的变多的自然保护区开展了生态旅游。

　　由中科院成都山地研究所研究员陈国阶等执笔，在《中国山区发展报告》（第三期）中论述：生态旅游开发是一种求知的高层次的旅游活动。首先，在开发经营上，生态旅游是科技含量很高的产业，应该在科学技术的密切参与下运作，要求旅游开发者和经营者必须要对所处地区ECO的特点非常了解，具有生态环境保护的专门知识。其次，在市场方面，真正意义上的生态旅游要求参与者具有较高的环保意识。并且生态旅游市场多在偏远、生态系统脆弱地区，这决定了生态旅游消费远高于一般的大众旅游消费。

　　“目前在我国，很多生态旅游实践并未达到生态旅游的本质要求，着重强调了生态旅游走进自然的一面，而忽略了生态旅游保护自然的目标，有些生态旅游服务产品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生态旅游服务产品，而是自然旅游或者是观光旅游的另一种形式。”陈国阶在接受本报记者正常采访时说：我国山区目前旅游业的发展并不尽如人意，迫切地需要进行科学管理，正确地处理开发和保护的辩证关系。

　　记者采访山区一个五A级旅游景区，为核对该管委会负责人的名字，通过查询该景区网站，将电话从北京打到管委会办公室主任那里，对方满怀戒备地盘问了一番，没等记者说完缘由，突然就不耐烦地把电话掐断。

　　记者再度拨通对方电话，对方继续用甚至用有些敌意的腔调盘问，说：“你有什么样的事情，我可以向领导转告。”记者据实说：“无另外的事情，就是核对你们负责人的姓名。”这位办公室人员竟然说：“我们领导的个人隐私信息不能对外泄露。”

　　记者奇怪：“你们是景区的管委会，又不是国家安全部门或军事机构，仅仅问一下负责人的名字而已，这照理都应该在网站上公布的，况且我也不问他的手机和家庭电话，你怎么会这样如临大敌？办公室应该是景区的一个文明窗口，你要注意自己的形象啊！”这位办公室的同志才很不耐烦地报出了该负责人的名字。

　　负责人的名字是个多音字，记者担心弄错，又问：“他这个xiang字该怎么写？汉字中有好几个xiang呢！”对方说：“就是那个xiang！”没等记者把话说完，再次将电话掐断。

　　本报记者不由扼腕叹息：且不说这是五A级旅游景区，且不说如果事情发生在景区导游的身上，都不能说是一件很愉快的事情（当然导游倒是有可能不知道管委会领导的名字）。而事情发生在管委会办公室人员身上，按照记者对景区管委会网站的查询，接电话的即便不是一位公务员，也是一位事业单位的公职人员（该管委会的领导和机关科室人员都是公务员编制，下属有些单位的人员则属事业单位编制），竟然发生这样不但对访问者没有一点起码的礼貌、而且连起码的文化素养也没有的事情，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这样的国家机关公务员或公职人员，如何能把山区引人入胜的旅游资源盘活，如何能使山区旅游得到可持续的发展，值得人们打一个大大的问号。

　　在西部山区的另一个五A级旅游景区，虽然行前知情的朋友曾专门劝诫记者，绝对不能跟着导游购买东西，但记者还是跟着导游下了车，走进了一家被指定的农副产品商店。

　　最初发现上当的不是记者，而是旅游团的一位晋江人，他买了近十斤农副产品，出了商店觉得拎在手里怎么也不够分量，把贴身携带的矿泉水拿去过秤“衡量”，这才发现商店出门结账的称上，一斤东西竟能称出一斤三两多，严重的缺斤短两！

　　闻名于世的五A级旅游景区，导游居然能这样导购，商店居然能这样宰客，旅游区管委会是如何地科学管理，做到让旅游经营者诚信经商、旅游从业者诚信带团，维护旅游区业已初步建立的品牌，同样值得打一个大大的问号。

　　何少川在散文的篇末写到：“刚进入2010年，再次畅游仙游大地。多年来仙游有着明显的变化，相对沿海一些县市发展缓慢了些。物事总有它的辩证法，或许正因为如此，现有大片北部山区依然保持较为完好的自然生态，极为可贵。”

　　值得我们共来探讨的是：在我国的广大的贫困山区，如何既能做到其“保持较为完好的自然生态”，同时又能让其经济和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尽快加速，而不是相对缓慢、甚至严重滞后于沿海和平原？这，实在是一个困苦的两难选择，是一个凝重中多少带点尴尬的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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